昆明大觀樓對聯 孫髯翁 撰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州，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萍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據史料記載，昆明大觀樓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其歷史背景是康熙二十年，清王朝在粉碎吳三桂叛亂集團后，云南出現了較為安定和繁榮的情況，但畢竟這時離明亡不遠，社會矛盾還較為尖銳復雜，為了粉飾太平，安撫人心，始籌建大觀樓。經過五年左右時間，大觀樓建設已初具規模，一些文人雅士遂來這里登臨賦詩，寫下了許多詩聯，隨后有孫髯翁氏“一掃俗唱”寫出了這副“為世所稱”的大觀樓長聯。 長聯到底是什么時候問世的呢？因為在康、乾時期，云南同時有兩位孫髯翁，且又都是在詩詞文學方面很有造詣的人。不過昆明的孫髯翁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曲靖的孫髯翁則是生于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長于昆明孫髯翁四十五歲，這是史有定論的。由于在長聯問世的時間上，有“康熙中”與“乾隆中”的爭議，而今有人即以推遲長聯問世的時間和提早昆明孫髯翁的出生年代為前提，硬要把長聯作者定在昆明孫髯翁頭上。有關大觀樓長聯問世的時間，據有關史籍和資料記載，有四種說法：一曰：“大觀樓長聯自清康熙年間問世以來”（見《歷代長聯舉要》）；二曰： “清初撰大觀樓長聯”（見李瑞《云南有兩個孫髯翁》）；三曰：“聯句為康熙中邑人孫髯所題”（見梁章鉅《楹聯叢話全編》）；四曰：“長聯為清康熙年間貧寒詩人孫髯所作”（見《楹聯趣談》）。至于長聯問世于“乾隆中”的說法，按張一鳴先生提出的兩條依據，一曰：“同治五年云貴總督勞崇光為馬如龍修大觀樓時重刻陸樹堂書長聯寫的題跋中所言‘滇南大觀樓楹聯乾隆中昆明孫髯翁所撰’”；二曰：“孫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師范于乾隆五十九年寫的七律詩中有兩句云：‘錢員外寄飛揚興，孫布衣留絕妙詞（內有髯翁題聯甚佳）’”。據此即否認“康熙中”之說是“沒有史實依據”的，而斷言“乾隆中”之說是“可信的”。 俗話說，凡事有其究竟者，必有其原來。因為認定長聯問世于康熙年間，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的昆明孫髯翁要么還未出世，要么還只是一個孩童，所以堅持“乾隆中”之說者，自然要把長聯問世的時間推遲到乾隆年間。 筆者認為張一鳴先生的這兩條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勞崇光等人當時并不知道云南有兩個孫髯翁這一歷史事實，又惜乎世人品評書翰，往往以名位取人，所以鮮為人知的曲靖孫髯翁自然就“名落孫山”了。 其次，從歷史情況來看，大觀樓長聯在乾隆年間就有浙江巡撫程月川，道光年間又有云貴總督阮蕓臺等人進行篡改；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大觀樓與長聯均毀于戰火（今尚存于大觀樓二樓的楹聯乃是陸書摹刻之聯，并非原件）。如果說長聯毀于兵燹后的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勞崇光的“乾隆中昆明孫髯翁所題”的題跋就算是“歷史依據”的話，請問張一鳴先生，長聯在未毀之前的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七年），兩江總督梁章鉅的“聯句為康熙中邑人孫髯所題”為什么反而“不確切”了呢？難道說因為“梁氏從未來過云南任職，不了解情況”嗎？又請問張一鳴先生，這“不了解情況”的梁氏，為什么對大觀樓的湖光山色、一百八十字長聯、乃至“聯字為陸樹堂所書”都完全了解，卻偏偏把“乾隆中”誤為“康熙中”，這種憑想象代替歷史事實的說法，能服人嗎？ 再說，昆明孫髯翁的忘年友、《滇系》作者師范寫的“錢員外寄飛揚興，孫布衣留絕妙詞（內有髯翁題甚佳）。”張一鳴先生又據此推斷說：“從師范以前根本找不到詠長聯的蹤影，而在師范以后贊揚長聯的詩作才不斷出現……這也足以證明‘乾隆說’是可信的。” 筆者不禁要有三問：一問：從師范以前找不到吟長聯的蹤影，在師范以后贊揚長聯的詩作才不斷出現，敢問當師范之時對長聯有沒有什么評價？二問：近華浦內的“甚佳”之聯也好，“絕妙詞”也好，張先生憑什么根據就認定其是大觀樓長聯呢？可否拿出對得上號或沾得上邊的依據來。因為歷史問題爭論，只能用事實來說話，否則是不能成立的。三問：昆明孫髯的忘年友師范，在他編著的《滇系》中，把昆明孫髯翁的小傳、詩作以及《擬輸捐直省條丁緩征補歉謝表》都收入其中，甚至連孫髯寫的“龍王不下栽秧雨，躲到蒼山晌日頭”的一首《竹枝詞》也未漏掉（見《滇系》八之十七），卻偏偏把這首“為世所稱”的“甚佳”之聯意只字未提。張一鳴先生卻回避這個問題，竟把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師范在《東集邀約》中的兩句詩作拿出來作證。 筆者認為，《滇系》是師范先生一生中最得意之作，是一部集史事一家之美的仿志之作，也堪稱是云南的一部重要史籍。正因為是史籍，而不是詩歌和文學創作，所以師范在《東集邀約》題詩后的十四年（即嘉慶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在這部長達四十卷的《滇系》中對昆明孫髯的大觀樓長聯卻一字未入賬，這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史實了，怎么不令人質疑呢？ 至于張一鳴先生引述的：曲靖孫髯翁的七世孫孫桂馨的話說“乃祖生前著作甚多，大者盡都喪失”，所以“連孫氏的子孫后世也不認為乃祖是長聯的作者，當代人實在沒有必要再作翻案的必要。”筆者認為，張一鳴先生的這種說法不僅不合情理，而且未免離譜了。作為歷史問題的爭論，只能根據歷史事實而論，誰占有資料，誰的論據充分、翔實，誰都有發言權，難道孫氏家中的文稿“盡都喪失”，民間也就“盡都喪失”了嗎？難道孫氏的子孫后代不爭這個創作權，就不允許別人發言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