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麗江古城的歷史，我們發現其實麗江在歷史上都一直是圍繞著商業而發展的，作為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驛點，麗江的天然的地理環境造就其獨一無二的優勢。

從海拔落差和氣候條件來看，普洱茶產區的海拔僅為1700一1800米左右的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等滇南氣候炎熱地區，而馬幫的最終目的地青藏高原海拔則高達4000米以上且氣候寒冷。在巨大的海拔差異之下，滇南茶葉產地的馬幫中的大部分到了麗江之后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因為他們常年生活在溫熱的低海拔地區，不耐寒，不善翻雪山，不適應太高的海拔，加上不會喝酥油茶，不懂藏語，沒有藏族朋友與土匪周旋，也請不到藏族馬鍋頭和勞都，只能把貨物出手給麗江的商人。與此同時，康藏的商人常年生活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到了麗江之后也很少再往下走，因為他們也不適應滇中和滇南的海拔和氣候，認為“耗牛下壩難生存”，加上他們離不開能夠喝到酥油茶的地區，對滇中和滇南相當陌生，因而固執地認為漢族的商人全是奸商，所以他們寧愿把貨物賒銷給納西族商人，也不愿將貨物賣給付現錢的漢族商賈。正因如此，無論是茶葉產區來的馬幫，還是藏地下來的馬幫，海拔2400米的麗江大研鎮成為了他們最佳的選擇，成為了馬幫無二的補給站和中轉站。

另一方面，麗江自古以來就是周圍各民族之間物資和文化往來的中心。據《三國志》等書的記載，早在漢晉之際，納西族的先民就在同四川巴蜀地區的商人進行著布、帛、鹽巴、鐵、畜等產品的交換。唐、宋之際，位于吐蕃和南詔大理國之間的納西族先民與前兩者均有著密切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往來，如《蠻書》中便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記載，《東巴經》中也有  “‘聰本’(藏商老板)馬幫九兄弟，趕著九十九個馱子來”的記述。在經年不斷的對外物資交流之中，納西族的先民也養成了兼收并蓄的心態，在一種平和、恬靜的氛圍中與周圍兄弟民族和遠方的朋友不停地交流著各自的歷史與文化，學習和吸收他們的長處之后轉為自己的民族文化優勢。也正是這種恬靜與平和造就了麗江古城的安詳與內蘊，無論是泛著青光的石板路，還是木橋溪流邊的老屋，抑或是曾經馬蹄聲聲的街道、巋然不動的牌坊、人木三分的楹聯匾額，在滲透著納西先民的精巧和智慧的同時，無不體現了古城的博大與安詳，也體現了納西先民孜孜追求的文化內涵、意境和神韻。這些都是納西族的先民在人文氛圍獨一無二的優勢，也是馬幫鐘情于麗江的動力所在。

    同時，由于納西人處于滇藏交往的必經之路上，他們不僅善于吸納各自的所長為己所用，還善于同各個民族的人們交朋友。如他們專門為藏族商人營造了一種家一般的感覺，往往把接待藏族商人的客棧或家里的客房布置得與藏家的格局一個樣：座位上有藏式的褥子，火塘邊有打酥油茶的全套工具，馬匹有人照料，主人又會說一些藏語，貴重的物品也可以放心地放置于房內。在同藏族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沒有哪一個納西族的商人賴帳或是耍滑，于是，藏族商人自然就把麗江視為了人身和貨物安全都有保障的商旅途中的天堂，到了麗江后就不會再往下走了，即便要走得稍遠一些，也只會以麗江作為大本營，把東西寄放在麗江的朋友家里，去大理趕幾天三月街又很快回到麗江。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麗江自始至終都是因商而興，但是其商最大的特點在于，商業與文化的互載，即商業與文化是一體的，是交互的，文化以商業為載體，商業以文化為導向，在不斷進行的商業活動中發展了文化，發展的文化反過來又促進商業的進一步繁榮。但是現在，在中國以“經濟”為導向的建設中，政府過多地在強調經濟，大力推進旅游開發，使得麗江古城的商業發展超過了其文化的負荷，造成了現在的商業發展與當前的文化發展的脫節。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幾次重大變革都是源于生產力的突飛猛進，蒸汽機的發展推動了時代的發展。商業是可以在短時候繁榮起來的，但是文化的變遷卻是個漫長的歷史融合的過程。

文化就是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生活方式，那么就來看看麗江古城以前與現在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前的麗江說白了就是一個集鎮，從對原住民的訪談中我們發現，他們小時候古城的生活是安靜的，有點類似于共同體，人與人之間是互幫互愛的，而商業的活動，與藏人交易也好，與漢人交易也好，納西人始終都是作為誠實的代表，交易基于的是人與人的信任；而如今的麗江古城里，我們撇開那些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地人不說，單獨來考察在古城里賣各種小手工藝品，還有衣服、披望的納西人，就算是這樣，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古時的那種互幫互愛的關系，相反他們是一種競爭，這種競爭一方面源于對利益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又源于游客的比較，我們經常會聽到游客會在跟老板討價時說：“你看前面那家店才五塊，你就要十塊”之類云云。也許你會說，那么以前從事商業活動的同行業間不會存在競爭嗎？以前麗江的商業主要集中在四方街，而四方街的商業活動又是根據經營的種類而按塊劃分的，同類的商品都在一起，加之大家又比較熟，因此實行的是統一的價格，有時甚至會有一個人替所有人經營的情況，我曾經看到史料中說，古時四方街的糧食交易都是附近村上的村民把糧食背到四方街，然后告訴一個專門負責代售的人糧食的斗數，然后代售的人就按照賣糧人所說的付給賣糧人錢。當然代售的人有自己的量器，如果你說的少了便會要求你加倍補償，因此賣糧人經常會帶多點糧食，然后少報一點，多出來的糧食賣的錢就是代售的酬勞。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交易的背后實質是一種穩定的人際關系，而現在古城里的交易的情況是“明碼標價”，這意味著這種信任是一種基于規定的信任，老板信任游客會根據規定的價格付錢，不至于太過討價還價。在這里就存在著一個問題，這種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是單方向的交流，只有游客買而無游客賣，因此在這種情形中文化交流的成分很低。還有游客大多僅僅是來一次麗江，“去過（have been there）”就已經足夠，因此不會像古時那樣建立一種長久的穩定的人際關系。古時的商業與文化的同步在這里脫節了。

如果說以前的生活方式我們稱之為生產生活文化（以共同體生活為目的，基于穩定的人際關系），與其相匹配的商業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商業；那么現在由于商業的過度發展，超過了文化的承載，另一方面，與過度的商業開發所匹配的文化在西方是資本主義的計算文化（一切以利潤為目的，一切以合理性計算為手段，根據韋伯所說，雖然現在資本主義精神已經脫落）但在中國卻發展出了另一種畸形的文化——消費文化！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消費的文化？突然想到小沈陽的那句經典臺詞，兩只眼一閉一睜，一天過去了；一閉沒睜，一輩子過去了。我們經常說人這一輩子最悲劇的事情是人死了錢沒花完，是，就是這樣這樣的話使得我們出現了這種畸形的文化？那么根源在何處？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說之所以新教徒能夠在不斷積累的財富面前抵御到誘惑，就是因為他們在世俗不為世俗，是因為他們有所信仰，而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信仰除了那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外還有什么？我隱約地明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以消費為導向的文化了。又想到當前很多同學都在努力地想往國外跑，當問他們為什么出國的時候，“見世面”成了大家掛在嘴邊的真理，那么我想問一下，你們所謂的世面究竟是什么呢？是吃東西、購物、游玩？你們所謂的世面有哪些是脫離了消費的？以生產生活為目的文化會在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的過程中積累其底蘊，而以消費為目的的文化必然會不斷地消耗其底蘊，當古老的文化積淀被消耗怠盡的時候我們是否才能醒悟到當前過度消費的荒唐？

社會化使我們一個個從小就在“為祖國現代化而奮斗”的環境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導向過分強調了經濟的利益使得其正在逐漸被人們內化為行動的動力，經濟的倫理與外在的道德有時是存在著巨大的矛盾的，但是倫理是內心對自我的要求，因此在其面前，道德成為了“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計程車”，又要提動車的事故了。其實當前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經濟倫理與生產生活道德的矛盾。

在白沙我們看到的是街上的游客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白沙還沒有開發出來，這些老外大多是租自行車前來的，他們甚至不惜騎行十幾公里到這邊，因為只有在這邊他們才覺得能真正感受到納西民族的文化。那么旅游開發的商業化究竟給麗江帶了什么？麗江古城曾經的那種文化商業、商業文化到現在剩下了什么？政府為了開發茶馬古道，就要搬遷那邊的居民，但是根據調查的情況來看，那邊的居民多數是失地農民，并且地是當年麗江政府規劃麗江建設時征去的，他們現在沒有工作只有靠出租房屋有著勉強維持生計的收入，那么你要如何安置這些失地農民？城區現在的土地緊張，你把他們安置在郊區，如何讓他們生活？話又說回來，你開發旅游，你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到頭來真的保護了古城了嗎？為什么我在古城里感受不到白沙的那種納西文化底蘊？那么申遺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我們不好好反思下當前的情況，那么會意味著將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麗江”的淪陷——與其他城市的趨同化。

古城的水車依舊在緩慢地周而復始地運動著，背后的石壁上還清晰地刻著99年江主度的“世界文化遺產”的題詞，二者依舊，但是其承載的精神卻在慢慢地消退變質，這究竟是好是壞，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