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韓愈以及蘇軾生活的年代，潮州在中國的版圖上委實比較偏遠，歷來又多有偏見，將其看成“蠻夷之地”，然而，愈是這樣的“蠻夷之地”，如此大張旗鼓地“粉韓”，愈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韓愈死后二百多年，潮州人重修韓文公廟，請蘇軾先生作碑文，蘇先生起筆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以之為韓愈定位，真可謂震古爍今。

眼前的這條大江，渾渾灝灝，從太古流來，至此遂稱“韓江”；背后這座山崗，屹立于天地，也改叫了“韓山”，這些大概都與東坡先生的高看與力挺有關。歷史的風風雨雨中，韓文公的祠廟一次次重修，今人也有許多品題，刻勒于碑石，陳列于長廊，向這位先賢致敬。趙樸初居士的詩說：“不虛南謫八千里，贏得江山都姓韓。”似乎大家都有如此一點會意，韓愈南謫一趟的“勝價比”實在太高了。

這位當時中國的意見領袖自己也絕不曾料到。他忠心耿耿，上表諫迎佛骨，惹得皇帝老爺勃然大怒，將他投入死牢，幸得友人替他叩頭說好話，饒了一死，又發配至“八千里”外的潮州當地方官。一路走來好辛苦，望斷了“云橫秦嶺”，又受阻于“雪擁藍關”，他不由不悲觀地想到，自己不是老死在這個偏僻蠻荒的異鄉，也必定疫斃于這個瘴氛毒霧的地方。他給晚輩打的招呼是：“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愈此來潮州，從放下行包到收拾行包再出發，不過八個月，如此短的時間，要推行什么新政，創建什么政績，實在是很難的。后人說他致力“興學”，以他做“國子博士”老本行而言，推動一下當地的教育工作，是順理成章的；而“釋奴”，即解放一批奴隸，則是下一任當袁州刺史時候的事；真正“彪炳史冊”的一件事，恐怕就是“驅鱷”了。說來這“驅鱷”簡直帶有“游戲”的勝質——上任后他探問民情，了解老百姓深為鱷魚食畜所苦，便擇日率眾官來到惡溪畔，面對一大群圍觀的老百姓，命屬下將一豬一羊投入水中，宣讀了一紙給鱷魚的“哀的美敦書”，要鱷魚三幾天內乖乖滾蛋，如果不然，就“盡殺乃至”。后面的情形，就是一個典型的傳說了：當真那天晚上，“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舉族大逃亡矣。

實在說，退之先生此時很不安心，他給皇上寫信，抱怨這里“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聲稱“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懇求皇上“哀而憐之”，讓他歸隊，干老本行，“奏薄伎于從官之內、隸御之間”。果不其然，皇上也動了惻隱之心，同意讓他先挪挪地方，去當袁州刺史。

到任潮州后八個月，韓愈走了，正所謂“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當時也應該會有人打打“萬民傘”，表示一下挽留之意，但恐怕“攔轎”之類的舉動，卻未必對這位蒙恩準遷的刺史心思，揣想起來，動靜不會太大。但恐怕令韓愈和當時當地官民所未料及的是，確有一點什么東西留在了那里，且繼續發酵。

我總覺得，在中國，文人或思想者的作用真不可低估。歷史上的一些文人包括蘇軾借韓愈算是完成了一項盛舉，這就是向世人證明“道”在天地之間的偉大和輝煌。縱然韓愈在此為官僅僅八個月，并不妨礙人們永遠紀念他，“廟食百世”，甚至連江山都改從其姓，享受歷史上帝王都難有的殊榮。因為什么？就因為他“道濟天下之溺”，“功不在禹下”。他所傳承和弘揚的“道”究竟如何，時代丕變，這里我們不去論說了，但在蘇軾這些人看來，這個“道”，“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乃思想和靈魂的東西，關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興亡，是不可不特別予以重視的。

韓愈以及蘇軾生活的年代，潮州在中國的版圖上委實比較偏遠，歷來又多有偏見，將其看成“蠻夷之地”，然而，愈是這樣的“蠻夷之地”，如此大張旗鼓地“粉韓”，愈有非同一般的意義。這非但如蘇軾所言，表明“公（韓愈）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且，就像一個耀眼的符號，佩上了這地方的胸襟，標志著天下之大“道”的一次勝利進軍。

這當中，也迅速提升了這個地方，改善了這個地方，一代一代重修、刷新的，不只是韓愈的祠廟，也還有學堂。而這正是今人所謂的“孵化器”，傳統文化賴此繁衍與綿延，這就使得這一片山水之間，蘊藉著一種特殊的氣息，水波、石碣、林木、亭榭，無不為之熏染。楊萬里有感于此，賦詩《韓木》云：“笑為先生一問天，身前身后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亦得天公賜姓韓？”答案應該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