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絲綢之路”婦孺皆知，而“玉石之路”卻鮮有記載。哲學家有關“熟知非真知”的告誡，對于認識“絲綢之路”等被現代人命名的歷史現象十分有益。在我國考古界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所研究的各種文物考據中，玉石和各種玉器實則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而這些玉器的由來，全都指向了這條“玉石之路”。

    絲綢之路與與玉石之路

自從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的命名以來，相關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棟。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說看，李希霍芬指的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河套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門關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地區。后來，史學家把溝通中西方的商路統稱“絲綢之路”。因其歷史上下跨越兩千多年，涉及陸路與海路，按線路劃分，有“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之別。

近年來，人類學界倡導以文字書寫的有無為標準，重新劃分大、小傳統，即將有文字以來的傳統視為“小傳統”，將先于和外于文字記錄的傳統視為“大傳統”。這樣來看，“絲綢之路”的命名恰好是著眼于以文字記載的張騫通西域事件為起點，屬于典型的“小傳統”知識范圍內的命名，缺乏更加深遠的“大傳統”之觀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來中原國家對西域重要戰略資源的依附關系及玉石貿易通道，無法洞察所謂“絲綢之路”的前身其實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艷羨來自中國的絲綢，而中原人則自古就喜歡產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這條連接著歐亞大陸兩端的東西方大通道，當然就是“絲綢之路”。

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稱為“美玉之路”或許更為準確。這里的差異是外來文化視角和本土文化視角的差異。西學東漸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價值的殖民化進程，我們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來視角、外來理論和外來觀念。“絲綢之路”說就這樣日漸興旺和流行起來，最終壓倒和淹沒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

“玉石之路”的形成

那么，“玉石之路”是怎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呢？

我國著名古玉專家楊伯達先生曾指出：“商、西周時期，我國的玉器由原始社會的石器時代進入了以和田玉為主體的時期。河南安陽發掘的殷墟玉器就有1200余件，其中知名的是婦好墓(婦好是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配偶，是一位馳騁疆場英姿颯爽的女將)中出土的755件玉器，經鑒定，玉材大多為和田玉。在《穆天子傳》中，更有許多關于和田玉的珍貴記錄，如周穆王登昆侖山贊許它是“唯天下之良山，寶玉石之所在。”

透過一些歷史記載，我們可以窺探到黃河上、中游的遠古父系部落與昆侖北坡母系部落之間是怎樣以和田玉器為載體溝通交往的。從新石器時代至商朝，先民們從昆侖北坡的和田一帶向東西兩翼延伸，把和田玉運送到遙遠的地方。就這樣，由近到遠，不斷向東方和西方延長伸展，終于開拓出了一條較早的和田玉運輸線——“玉石之路”。

這條“玉石之路”向東由新疆進入甘肅，經寧夏、山西、陜西入河南，向西由新疆進入烏茲別克斯坦到歐亞各國。由于玉石之路的開辟，大量的和田玉向東西方向運送，至商周時代出現了我國第二個玉器高峰時代。

根據歷史記載，加上國內外考古工作者從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考證，和田玉經過河西走廊，逐步向東方轉運，至公元前13世紀，和田玉終于被傳送到殷都(今河南省安陽市)，成為我國帝王皇宮珍貴、精美的宮廷用玉。這條“玉石之路”向東推進的路線分別是：南路由和田經策勒、于田、民豐、且末、若羌、米蘭、羅布泊、樓蘭至敦煌；北路由和田出發經葉城、莎車、英吉沙、喀什、庫車、阿克蘇、輪臺、庫爾勒、吐魯番至敦煌。北南兩路在敦煌匯合后，經安西、玉門關向安陽或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傳播。

玉門關

其實，西漢張騫通西域走的便是“玉石之路”。漢代在甘肅設置的玉門關，其實就是以運輸玉石而聞名的，在漢代以后的玉帛之路則更加繁榮。正如唐代詩人杜甫所說：“歸隋漢使千堆寶，少答朝王萬匹羅。”又如元代維吾爾族詩人馬祖常寫到：“彩玉河邊情事子，收來東國易桑麻。”

據專家考證，玉門關是新疆和田玉料進入中原地區的第一個關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西，漢代的時候，朝廷派兵駐守，并正式定名玉門關。古代玉石經過玉門關后，還要兩次東渡黃河，最終到達雁門關。雁門關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區的分水嶺，也是玉石之路進入中原的最終一個關口，一旦越過這個門戶，新疆玉石就算真正進入了關中地區。這條延綿數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終點，即是商王朝的都城河南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