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熟悉的詞語，思想往往偷懶。比如“中國”，華人耳域，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卻發現原來不知或知之甚少。

　　“中國”從哪里來？于省吾曾寫過《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最晚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中國”之尊

　　1963年，陜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制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周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墻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

　　所以，《說文解字》說“國”字，“從口，從或”，同“邦”意。后人皆延續此意。這樣，從金文中就找到“中國”的來歷了。同時，《尚書》“梓材”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托付給周武王了。從出土實物到文獻資料，可以確認，周武王時，已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以卜辭“中商國”為據，斷言為中國稱謂起源更早，但他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商雖有中心意識，但“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西周初年，推行分封，給諸侯們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當時人認為，“中國”就是京師。

　　中國統御四方，靠什么？靠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做大。周公攝政之世，中國之地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徵指出，“中國”之名，始見于《禹貢》。《禹貢》也是《尚書》里的一篇，認為“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的地理觀，已經有了中國的格局。不過，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禮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不得不從“茫茫禹跡”時代，后退到了周武王，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卜辭里，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期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是周武王革命以后，新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理想觀念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規劃華夏，以“五服”經營之。“五服”，以京師為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周初的天下了。

　　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周禮》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后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以攤大餅的方式來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勝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里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則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

　　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接近侯服，行華夏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于要服、荒服，接蠻夷，所以要奮武以衛天子。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武裝攘夷。“五服”之中，自綏服以外，要服、荒服，都是夷狄之地，教化有所不及，就用武力強迫，以利害羈縻，使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孔子周游列國，行走在周的中國化世界里，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禮的魯、衛兩國，而不是用武力征伐與戎法混搭的齊和晉。不過，他對于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高度的尊敬，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只膀子穿衣，披頭散發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管仲是他前輩，助齊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