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藤森慶子在秘魯總統大選中惜敗于對手庫琴斯基。盡管慶子出師未捷，未能延續父親的輝煌，但這一對登上秘魯權力巔峰的日裔父女還是給世界，尤其是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中國人被秘魯的神奇所震驚，不僅是因為古老神秘的印加王國或安第斯奇藥“瑪卡”，更因為以藤森父女為代表的外來族裔登上秘魯政治舞臺，讓人更清晰地理解了“多元”這個概念。

　　如果再深入了解秘魯這個國家，我們會發現一個更讓人驚詫的現實：秘魯有著大量的華人、華僑和華裔。據民間數據，秘魯十分之一的人口帶有中國血統，利馬的“BARRIO CHINO”（華人區）號稱規模世界第二，僅次于洛杉磯。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華人是最先到達秘魯的亞洲人，所以秘魯人習慣將日本人、韓國人都稱呼為“中國人”。就連藤森（Alberto Fujimori）在競選的時候也被媒體冠以“中國人”之稱，慶子在很長一段時間也一直頂著“中國姑娘”的名號。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華人憑借自己的勤勞、勇敢和智慧，在秘魯收獲了財富和尊嚴。秘魯華人并沒有自我封閉，而是與當地人通婚，把兩種血脈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而今秘魯華裔已經成為秘魯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即便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少秘魯人依然覺得中國人是他們“最熟悉的陌生人”，華人、華裔隨處可見，但他們的文化、習慣、思想、價值觀就像古老的東方一樣神秘未知。

　　華人作家蕭錦榮與《最后的結局》

　　【現在的蕭錦榮既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也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秘魯人，更不是一個純純粹粹的美國人】

　　直到1985年，一本名為《最后的結局》的短篇小說集轟動了秘魯文壇。作者有著東方的名字，卻流利地使用西班牙語，用細膩而富有哲思的筆調將一個個華人家庭的喜怒哀樂、矛盾糾葛娓娓道來。最初的驚喜和狂熱過后，秘魯的讀者和評論家陷入疑惑：這位名叫“SIU KAM WEN”文人只聞其名不見其人，讓人不由得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這樣一位作家。而且，從秘魯人的經驗來看，連熟練掌握西班牙語的中國人都不算太多，更別說能夠將“塞萬提斯的語言”運用得如此優美的中國人了。人們不禁猜測，是不是這位“SIU先生”是哪一位著名秘魯作家的小把戲，畢竟古老的東方是拉美文學的圣地，冒充中國作家寫中國故事，在無論何時都是叫好又叫座的買賣。直到小說《灼心之怒》問世，疑惑才煙消云散：這位作家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他的真名叫做蕭錦榮，一位地地道道的華人。

　　蕭錦榮于1951年出生于廣東省中山市，九歲時隨家人移居秘魯。在利馬，他度過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考入了著名的圣馬科斯大學學習會計。盡管與文學系失之交臂，但蕭錦榮在大學時代就表現出驚人的文學才華。然而在利馬他卻并不快樂。度過了憂郁的25年之后，因為嚴苛的移民條件，他還是沒能夠獲得秘魯綠卡。最終蕭錦榮揮別了利馬“陰郁晦暗”的天空，定居夏威夷，成為一名美國公民。

　　至此，蕭錦榮經受了人生的三重“流放”：現在的他既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也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秘魯人，更不是一個純純粹粹的美國人。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上戲謔地說，他的人生經歷如此曲折復雜，如果從文學史上來找的話，恐怕只有納博科夫（俄裔美籍作家）能夠理解他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復雜的人生經歷讓蕭錦榮對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而最后移民美國又讓他跳出了傳統意義上純粹中國或純粹秘魯的視角，以一個更加客觀的角度去審視秘魯華人，甚至試圖去探究這些在秘魯社會司空見慣的現象產生的原因。

　　可以說，《最后的結局》就是這些思考和探索的成果。這部書由《惡果》《最后的結局》《守靈》《演講》《老鄉》《與偉光的交談》《深海》《兩個老人的故事》《紅娘》九個短篇小說組成。這九個短短的故事各自獨立，內容迥異，從廣東、福建地區的窮苦農民受欺騙或脅迫，經歷種種折磨，九死一生到達秘魯，寫到自由了的華工自謀生計，開洗衣店、雜貨鋪、小餐館糊口，并慢慢將生意做大發家致富；從老一輩中國人堅守傳統，對秘魯“鬼佬”飽含偏見，排斥混血通婚，沿襲包辦婚姻，寫到新時期新青年大膽追求自己的幸福；從血濃于水、互相扶持，寫到為了面子互相競爭最終釀成大錯。這九個故事就是一部濃縮版的秘魯華人史。從17世紀被稱為“KULI”（即“苦力”音譯）的華人勞工作為奴隸被販賣到秘魯開始，一直寫到20世紀新時期已然融入秘魯社會，更像是秘魯人的華裔族群。這九個故事也是一部微縮的華人華僑風景圖，作者通過兒童、少年、青年、老人，家人、愛人、朋友、同鄉、同事等不同關系不同類型的中國人或者中國人的后代，通過他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展現了20世紀中后葉利馬華人區的景象。作者在時間和空間上濃縮了整個利馬華人區將近三個世紀的艱辛歷程，并不單純是想要介紹華人華僑的生存史，發展史，而是要展示秘魯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華人在思想、習慣、血緣等各個方面融入當地社會，直至成為秘魯多元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