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名，其內在魅力價值和外在名片功能，遠非某個企業名稱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載

　　5月23日，四川宜賓市發布消息：宜賓機場將搬遷并命名為“五糧液機場”。消息一出，立刻引來“圍觀”，有網友揶揄：建議其他地方機場改名為西安西鳳20年機場、呼和浩特河套王酒機場、北京紅星二鍋頭機場……

　　這些調侃看似玩笑，反映的卻是公眾對機場改名的高度關注。近年來，從一些城市道路冠名權拍賣，到各地以樓盤命名的公交車站，濃厚的商業氣息撲面而來，新的尷尬也接踵而至，市民訴苦：站臺在此，以之命名的企業卻在一公里外；企業倒閉多年，公交站名仍未更改；道路頻繁改名，繞暈老市民……企業揚名，地方獲利，看似雙贏之舉的企業冠名，卻讓公眾百感交集。

　　企業冠名地標建筑并非沒有先例可循。以地鐵站為例，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城市就在拍賣冠名權，迪拜2009年出售地鐵車站命名權獲益4.9億美元。而我國1986年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也并未禁止企業冠名地名。北京的聯想橋、長虹橋，已經成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一概對企業冠名說不，似乎也失之簡單。

　　然而，地名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無論是對企業冠名的決策過程，還是對冠名收益的流向，當地居民都享有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而不能只是被告知的對象。同時，重要地名往往包含著一個地方的集體記憶，承載著民眾的文化情感，如果沒有廣泛征集民意，僅僅以一紙行政命令變更，甚至簡化為“價高者得”，不僅與《地名管理條例》“尊重當地群眾的愿望”的規定背離，更是對人們文化權益的一種無視。

　　管理部門在“經營城市”時應該意識到，相較于地方形象、文化認同等隱形價值，冠名帶來的經濟利益盡管直接卻也短暫，考慮不周還會帶來副作用。比如，企業冠名道路，萬一企業涉嫌違法怎么辦？如果堅持“一視同仁”，諸如成人云南類產品企業能否冠名？而對于“15年到20年”的冠名期限，怎樣評估到期后的改名成本？

　　或許正是出于上述考慮，一些城市已經開始扎緊籬笆。上海在上世紀90年代嘗試道路有償命名后，很快取消了這一做法，因為“對長遠投資不利”：一些被企業命名的道路區域，對更多投資者喪失了吸引力。而北京、南京等地也紛紛出臺新規，告別了“用名字換銀子”的做法。比如，2009年《北京市地名規劃編制導則》規定，北京新地名命名中將禁用人名、企事業單位名稱。這些轉變，或許能給修改中的《地名管理條例》一些啟示。

　　一個地方的名字，哪怕是公交站名，往往記載著一段歷史、一種民俗，體現著一個城市的人文底蘊和精神氣質，其內在魅力價值和外在名片功能，遠非某個企業名稱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載。就此而言，從突出經濟效益到統籌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不僅呼喚政府角色的轉換，更體現發展理念的重塑、民主觀念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