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盛極一時、并有可能孕育現代金融體系的平遙，最終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僅存一座空蕩蕩的古城。

2012年，《紐約時報》將杭州和平遙同時評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游的41個地方之一。旅行家丹·萊文的推薦詞是：“在完整保留明代建筑時，現代文化開始扎根。”同年，《紐約時報》刊登一篇介紹山西平遙的專文。文章與一百多年前的帝國金融有關，認為，山西票號經營與壯大的基礎，關鍵在于：操守、紀律、道德。清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票號在平遙誕生。至全盛時期，平遙票號多達20余家，并在天津、上海、漢口、廣州、成都諸處設立分號，經營貸款及匯兌業務。平遙之外，山西另有太谷與祁縣，與平遙鼎足三立。民國財政部長兼行政院長孔祥熙即從太谷幫發跡起家。百余年里，平遙和晉中的財富一直占據著帝國的中心地位。那時候的中國金融中心，不在上海，不在天津，也不在首善之都，而是隱藏在零落而又規整的晉中大地的那些村落之中。

明清街，見證昔日帝國金融中心的榮光。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盛夏，八國聯軍轟開北京城門。慈禧接連五次召見軍機王大臣等，決定“出京”作“暫避之計”。一個多月后，慈禧一行抵達平遙，“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等數十家商號的財東們百十人親至洪善驛接駕。在此地，為供應慈禧一路上的花費，四川合江縣道員陳光弼捐出一萬兩白銀，受到慈禧的獎賞。“以捐馕萬金賞四川合江縣道員陳光弼頭品頂戴。”

就在庚子之變的五年前（1885），紅頂商人胡雪巖黯然離世。時間再往前倒退兩年，這個帝國最為富裕且地位最為尊崇的商人所經營的龐大商業、金融帝國一夜之間轟然倒塌。曾因資助清廷平定長毛的胡雪巖，在這一年，花上千萬兩購買的蠶絲全部爛掉，匯豐銀行到期的四百萬兩貸款亦被李鴻章扣住不能用。尤為致命的是，胡雪巖在辦理外國銀行貸款時多報利息的事情敗露后，慈禧太后大怒，不僅責令胡雪巖加倍賠償還要嚴加處理，李鴻章趁機煽動儲戶擠兌，終于讓盛極一時的阜康錢莊頃刻轟塌。

晉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危機后面混亂的帝國體制。

其實，從今日來看，真正導致那一場無法逆轉的危機的，既不是蠶絲貿易戰，也不是蠶瘟病，而是金融危機。危機背后，是帝國體制的混亂、資本市場發育的不完全和曾被平遙晉商奉為圭臬、卻又被胡雪巖拋棄的操守、紀律與道德。抽取外國銀行貸款利息的，不止胡雪巖一個。每家外國銀行都迅速接受并融入了帝國上下盛行的潛規則中。在對外借款中真正發財的大頭，其實是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員，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慈禧的震怒，與李鴻章的告密與煽動擠兌，表面看是對商人牟取暴利的不滿；本質上，則是權力對商業規則和資本市場的無所不在的掌控與肆意的蔑視。

晉商衰落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將財富退守為土地，卻難以增值。

也許正是出于對帝國體制和權力的恐懼，喬致庸終于一改過去不修家宅的傳統，于同治初年（1862）將積年所得購置地皮、大興土木，即后來聞名天下的“喬家大院”。而這一年，正是慈禧以西太后的名義垂簾聽政之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余緒未了，南方的太平天國正如日中天，李鴻章的淮軍則剛剛于正月組建成立。喬致庸的退守，代表著晉商的衰落。但這衰落，與戰亂無關，帝國體制的混亂與自身的泥土沉重才是真正的原因。土地固然是財富之母，但在中國人眼里，在無孔不入的權力縫隙中，土地卻是幾乎唯一相對可以確定保值的私有財產。財富之母，意味著土地成為進取的資本；財產，則意味著，土地僅僅成為保值的手段。平遙金融帝國在各地票號所獲得的源源不斷的財富，直接轉化為晉中平原一座座規模宏大的明清大宅。無一例外，這些大宅都在顯要的位置懸掛牌匾，或鐫刻碑銘，以表明自己“守拙”、“退守”的處世哲學。欲自外于權力之外，退守鄉土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平遙南門甕城。